建安十五年冬夜，邺城一带寒风刺骨，铜雀台上火炬通明，酒声、人声、刀枪碰撞之声交织在一起。曹操在高台之上端起酒杯，扫视着席间众将券商按月配资，这一眼，扫过了张辽、乐进、于禁、张郃，也停在了徐晃的身上。有人说，那一刻，这位出身河东杨氏的武将，心里已经在打着一盘比箭术更复杂的算盘。
曹营的“五子良将”，在史书里是一个颇有分量的名号。《三国志》把他们并列记下，徐晃名列其中，出身不低，武艺又强，是曹操麾下少有的悍将。然而，从演义中罗贯中的笔墨来看，这位“徐公明”，却越来越像一个被“算计”二字缠住一生的人。为功名，算同僚；为官位，算下属；到了最后，甚至连救命之恩，也被他压在所谓“国家大义”之下。
就这样，一条原本可以光明收场的将军道路，竟然走成了命丧箭矢之下的宿命。要说“五子良将中最虚伪之人”，很多读者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他。虚伪不在言辞，而在一桩桩选择里慢慢显形。
有意思的是，他的起点并不低，早年还被曹操夸作“有周亚夫之风”。从铜雀台的宴饮，到汉水畔的争执，再到樊城外的血战，最后新城下的一箭封喉，一条清晰的轨迹就这样展开了。
一、铜雀台前：从农器到战斧的野心
徐晃的出身，在当时算得上体面。东汉末年，河东杨氏能在地方上立足，靠的不只是家世，还有实际的本事。徐晃早年曾为郡吏，又做过讨贼的武官，手里真正摸过的，不只是笔杆子，还有实打实的兵器。他先是投靠杨奉，后来才归附于曹操。这一番转换，看似顺理成章，实则已经带出了一点苗头——他习惯在局势变动中给自己找一条更稳的路。
建安七年左右，曹操势力已成中原之主，多方人马纷纷投奔。徐晃在这一阶段表现不俗，在征伐黄巾残余、平定各地叛乱的时候，他敢打、也会打，很快就在曹营站稳了脚跟。可以说，他的前半程，是标准意义上的“寒中出头”，靠战功和勇力赢得位置。
到了建安十五年，铜雀台落成，曹操在这里举行盛宴，让众将比箭射柳争锦袍。这一段，在演义中被渲染得颇为精彩。张郃、夏侯渊等人轮番上场，各显身手，现场欢声一片。按规矩，大伙儿都是对着靶心射，讲究的是本分与章法。
轮到徐晃时，他却偏要做点不一样的事。一个纵马，弓弦拉开，箭矢却不是对准靶心，而是斜斜一转，直接削断悬挂锦袍的柳枝。柳枝一断，锦袍未落，他已经抬手夺过，披在肩上，高声致谢。
不得不说，这一手确实惊艳。曹操抚掌称妙，席间哄然。可惜的是，这样的光彩，并不只是表面上的聪明。众将循规射靶，他却凭一时巧计拿了锦袍，技固然有，但利心更重。别人练的是箭术，他玩的是变通；别人守的是规矩，他挑的是缝隙。
试想一下，这一幕在同袍眼中，是羡慕还是警惕？有人觉得他机敏，有人却难免心中不快。徐晃靠这一箭赢得了风头，也埋下了一个印象：为求一时胜出，可以破坏原先的约定。这样的行事方式，短期内可能讨巧，长期看却容易失信。
更微妙的是，这种“算计”并没有立刻带来恶果，反而给他换来了更多机会。曹操看中的是结果，是战功，是能不能为自己稳住河山。在这种环境里，徐晃越来越有空间去按自己的方式做事。
二、汉水之战：一句“汝何知兵”暴露心态
时间来到建安二十四年。此时的天下格局，已经从群雄并起转为三方鼎立的雏形。曹操北据中原，孙权占据江东，刘备则在夺取汉中后势力大涨，和曹魏在关中、汉中一线相持不下。
同一年，关羽北上围襄阳、樊城，水淹七军，声势极盛。曹操一度想迁都避其锋。为了缓和局势，一边要派兵救樊城，一边又得防备蜀汉、东吴在其他方向的动作。就在这种背景下，徐晃多次被派往前线，参与各处防御与反击。
演义中有一段情节，讲到徐晃与王平在汉水一带守御蜀军。王平原本是曹营偏将，熟悉山川地势，对兵法也不是全然不懂。他看到徐晃准备背水列阵，心中不安，忍不住进言，说此布置有失妥当，容易在对方强攻时失去回旋余地。
按理说，战场上多一条谨慎的意见，对主将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。即便不采纳，也可以商量几句，用更多情报来判断。但演义中塑造的徐晃，却直接把枪锋一挑，指着王平，冷笑一句：“汝一偏将，安知兵法？”
这一句不只是口气重，而是把上下尊卑摆得死死的。他不愿在下属面前显得犹豫，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布阵有改动的必要。当夜蜀军袭来，曹军果然因背水而动弹不得，溺毙者众。局面混乱之时，王平努力救援，终究无法挽回全局。战后，徐晃一身湿透回营，先是气头上追究责任，王平险些被问罪处斩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王平后来投奔刘备，在汉中防御战中屡立战功，连诸葛亮都对他颇为器重。对照前后，不得不说，这个人并不是只会空谈的庸才。
演义在这里安排了一处鲜明的对比。一边是主将不肯放下架子听劝，一边是偏将见势不妙，不得不另寻出路。徐晃为了保住自己的颜面，把责任往下推；为了不让自己的决策显得无能，把错扣在部下头上。这样做，短时间也许可以过关，但在有心人眼里，已经暴露了一个危险倾向——不承认错误时，往往先想好“甩锅”对象。
王平离开曹营，刘备得到消息后，据说笑言“汉中得人矣”。这既是对王平能力的认可，也是对曹营内部用人态度的一种隐含评价。自此之后，徐晃名义上并未大受影响，仍旧是曹魏名将之一，但他失去的不只是一个能打的偏将，还有曾经那一点点“直来直去”的味道。
从这一战往后，再看徐晃的行为，就很难只用“勇猛”两个字来概括。他身上多了一层厚厚的计算：战功要有，责任要少，名声要好，内部矛盾要避开自己。这样的人，在乱世里混得下去，却很难真心团结一群人。
三、樊城之围：恩怨之间的那句“国家事”
说到徐晃这一生，绕不开的一个节点就是樊城之战。时间仍在建安二十四年。这一年，关羽北伐曹魏，围襄阳、樊城，俘虏于禁，斩庞德，水淹七军，震动朝野。关羽在荆州积蓄多年的威望，在这一刻几乎到达巅峰。
曹操召集群臣商议，有人劝迁都避其锋，有人主张坚守待机。最终，他们决定派兵增援樊城，同时联络孙权，从背后夹击关羽。徐晃在此时被任命为主将之一，承担着打破关羽水军封锁的重任。
演义里，为了加强戏剧冲突，还特意回溯了一段旧事——华容道之恩。赤壁战役后，曹操败走华容道，关羽奉命追截，却念及当年曹操待己之情，暗中放路。那一队队骑兵中，就有徐晃的身影。换句话说，他能有后来这么多机会，也受了那次“放行”间接的恩惠。
到了樊城之围，两人再次在战场相对。关羽兵困麦城外，突围无路。演义安排他们远远相望，关羽挥刀厉声道：“公明，当年华容道一别，今日何至如此相逼？”这句话，不只是质问，更是提醒——世间有恩，也有义。
徐晃却回以：“此国家之事，不敢以私废公。”这句话听上去很正，放在任何一部史书里，都不会显得不合适。以国家利益为重，这是士大夫们最喜欢说的道理。然而，在具体的情境里，它又显得格外冷硬。
有意思的是，罗贯中在描写樊城外决战时，还特意拉出张辽作比。张辽当年在合肥面对孙权军时，曾故意撤去弓弩手，以免伤及曾经有恩之人，讲究的是“知恩不忘”。徐晃却在此战中催促三军频频放箭，希望尽快击溃关羽，以解樊城之围。
严格来说，从曹魏的立场看，徐晃此举并不违背职责。他奉命出战，目标就是削弱敌军主力，保住襄樊要地。但在演义的笔法里，他的人物形象已与开篇大不相同：早年的直率被小心翼翼的权衡取代；曾经的讲义，现在被冠冕堂皇的大义压住。
“国家事”四个字，既是挡箭牌，又是遮羞布。他可以借这四个字，把个人恩怨统统压下，显得自己站得更高。但读者在看到关羽横刀发问、青龙偃月刀沉入泥中的画面时，很难不产生一种复杂的感觉：一将功成，究竟压住了多少旧恩？又有多少所谓的“忠义典范”，在关键时刻选择把情分丢给战马踩烂？
可以说，樊城之战是徐晃“算计”的高峰——他清楚地知道，斩关羽对于曹魏意味着什么，更知道这将是自己向曹丕、曹魏新政权递上的一份“投名状”。结果，他确实凭此巩固了在军中的声望，却也在演义读者心中，彻底从“重义武将”的一列跌落。
四、新城城下：一箭收场的讽刺
时间推到太和元年，也就是公元227年。这时曹操已死六年，曹丕也在去年病逝，曹叡继位，司马懿的势力悄然抬头。天下三分的格局愈加明朗，魏国内部的权力天平，也在慢慢向司马氏倾斜。
徐晃此时已年近六十。按常理，他完全可以选择调离前线，做一位镇守一方的老将，安安稳稳守着封号和俸禄。但史书与演义都指出，他在这一阶段仍然多次被派往前线，对抗蜀汉、吴国及各地反叛势力。
太和元年，孟达在新城一带成为魏之心腹大患。此人本为刘璋部下，又投刘备，后因与刘备、诸葛亮不睦，东向投魏，屡受重用，最后却又与蜀汉暗通消息，被怀疑有反叛之意。对于刚即位不久的曹叡来说，这类人物极不安稳，必须尽快处理。
司马懿受命征讨孟达，行前有人建议多备后援，以防孟达与蜀军内外呼应。徐晃得知征伐在即，提出要做先锋，希望亲自出阵。他的理由很简单：自己尚能上马，也还拉得动三石强弓，不该躲在后方养老。
不得不说，这一点表现出他身上仍有的一丝硬气。老将自觉不能躲功劳，去抢在年轻人前头，既是出于习惯，也是出于担忧——若不再立新功，地位迟早被后起之秀取代。尤其在张郃、张辽等人仍然活跃的背景下，徐晃不愿被新晋将领盖过风头。
司马懿曾劝他：“将军年迈，可调后阵。”徐晃坚持不退。到新城城下，他亲自督军逼近城池，希望速战速决。城上弓弩林立，孟达的部众虽不算多，却不肯轻易投降，一时间箭矢如雨。
就在这一连串推拒之间，一只狼牙箭从城头飞出，正中徐晃额头。他当场从马背栽下，被急忙救回，伤势却难以挽回。据《三国志》记载，他不久便因伤重而死，终年五十九岁。对于当时动辄折损三四十岁的将领来说，能活到这个年龄已属不易，但死法如此突兀，却格外刺目。
演义中的描写则更富象征意味。那支射入额头的箭，仿佛将他前半生的算计一并击碎。铜雀台上，他以一箭断柳博得满堂喝彩；新城城下，又是一箭，让这一生的筹划戛然而止。若说天意未免玄乎，但这种前后呼应，总给人一种隐隐的讽刺味道。
更耐人寻味的是，他死后虽然被追赠封号，名列名将之中，却难说在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里占了上风。关羽败死后被尊为“武圣”，张辽、张郃在演义中的风评普遍不坏，唯独徐晃，虽然战功不输人，却总让人觉得心里有一层阴影。
五、虚伪与算计：从“周亚夫之风”到“箭入其额”
回看徐晃的一生，不得不承认，他绝非庸才。曹操当年称赞他有“周亚夫之风”，不是空口说白话。周亚夫以治军严、善守闻名，徐晃在许多战事中也体现出扎实的军事素养，从防御到攻坚，都拿得出手。
问题在于，演义作者选择把他的某些选择放在放大镜下。射柳夺袍是一处伏笔，讥的是利心太重；汉水拒谏是一处推演，揭的是难以虚心；樊城逼杀关羽是一处剪影，指的是恩义尽失；新城中箭则是终局，把这些片段串联起来，给出一个“算计一生，终为所算”的形象。
说虚伪，未必是指他说了多少假话，而是指其内外不一。在上位者面前，他极力表现忠勇、奉公，到了同僚、下属那里，却常常拿“算计”的尺子衡量。一旦战局有功，他站在最前；一旦局势不利，责任则尽量往外推。久而久之，他身边的人，不再只看到他的武艺，而会悄悄揣摩他的心思。
有人会问，乱世之中，谁又不是在算计？曹操用人，有时就希望属下精明一些，懂得自保与揣摩。在这种环境里，徐晃的行为似乎并不特殊。确实如此，但不同之处在于，他本可以走一条更直一点的路，却在几个关键节点上，选择了让人难以心服的做法。
比如华容道之恩，关羽对曹操和其部下有一段放行之情。张辽等人因此在后续战事中对关羽多有顾念，杀伐之间略留一线。而徐晃则彻底把这一段抹去，以“国家事”为由，毫不犹豫地逼杀到底。从纯粹战术角度看，他难有大错，但从人情角度看，他也失去了一部分让人敬佩的空间。
再比如对王平的态度，一个主将若能容得下部下的逆耳之言，即便战役失败，日后也仍有机会弥补；若动辄以权威压人，那队伍里迟早会缺了敢说真话的人。徐晃选择了后一条路，结果是王平去到蜀汉，成为挡在曹魏边境前的一面盾牌。
“算计”这两个字，不全是贬义。任何在乱世中生存的人，都不得不衡量得失。但当算计超过底线，成为凌驾于信义、同袍之情之上的最高原则时，这个人便容易被贴上“虚伪”的标签——外表威严忠勇，内心却时时横着一把算盘。
徐晃五十九岁死于箭下，这一结局比不少战死沙场的将领来得更突兀。不是血战到最后一刻的力竭，而是一支冷不防的飞箭，打断了他所有未完成的谋算。若只看《三国志》，这是一个有功有过但总体称职的魏将；若看《三国演义》，他却成了五子良将中最让人心里发凉的一位。
有时候，虚伪并不是轰轰烈烈地表现出来，而是在一次次选择中慢慢积累。徐晃的一生，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镜鉴：战场上可以精明，步步为营；但若事事先算自己，再谈忠义券商按月配资，就难免显得空洞。说到底，那两字——“算计”，既成就了他在曹营的地位，也一步步把他推向了新城城下那一支致命的利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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