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建安十五年冬夜,邺城一带寒风刺骨,铜雀台上火炬通明,酒声、人声、刀枪碰撞之声交织在一起。曹操在高台之上端起酒杯,扫视着席间众将券商按月配资,这一眼,扫过了张辽、乐进、于禁、张郃,也停在了徐晃的身上。有人说,那一刻,这位出身河东杨氏的武将,心里已经在打着一盘比箭术更复杂的算盘。
曹营的“五子良将”,在史书里是一个颇有分量的名号。《三国志》把他们并列记下,徐晃名列其中,出身不低,武艺又强,是曹操麾下少有的悍将。然而,从演义中罗贯中的笔墨来看,这位“徐公明”,却越来越像一个被“算计”二字缠住一生的人。为功名,算同僚;为官位,算下属;到了最后,甚至连救命之恩,也被他压在所谓“国家大义”之下。
就这样,一条原本可以光明收场的将军道路,竟然走成了命丧箭矢之下的宿命。要说“五子良将中最虚伪之人”,很多读者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他。虚伪不在言辞,而在一桩桩选择里慢慢显形。
有意思的是,他的起点并不低,早年还被曹操夸作“有周亚夫之风”。从铜雀台的宴饮,到汉水畔的争执,再到樊城外的血战,最后新城下的一箭封喉,一条清晰的轨迹就这样展开了。
一、铜雀台前:从农器到战斧的野心
徐晃的出身,在当时算得上体面。东汉末年,河东杨氏能在地方上立足,靠的不只是家世,还有实际的本事。徐晃早年曾为郡吏,又做过讨贼的武官,手里真正摸过的,不只是笔杆子,还有实打实的兵器。他先是投靠杨奉,后来才归附于曹操。这一番转换,看似顺理成章,实则已经带出了一点苗头——他习惯在局势变动中给自己找一条更稳的路。
建安七年左右,曹操势力已成中原之主,多方人马纷纷投奔。徐晃在这一阶段表现不俗,在征伐黄巾残余、平定各地叛乱的时候,他敢打、也会打,很快就在曹营站稳了脚跟。可以说,他的前半程,是标准意义上的“寒中出头”,靠战功和勇力赢得位置。
到了建安十五年,铜雀台落成,曹操在这里举行盛宴,让众将比箭射柳争锦袍。这一段,在演义中被渲染得颇为精彩。张郃、夏侯渊等人轮番上场,各显身手,现场欢声一片。按规矩,大伙儿都是对着靶心射,讲究的是本分与章法。
轮到徐晃时,他却偏要做点不一样的事。一个纵马,弓弦拉开,箭矢却不是对准靶心,而是斜斜一转,直接削断悬挂锦袍的柳枝。柳枝一断,锦袍未落,他已经抬手夺过,披在肩上,高声致谢。
不得不说,这一手确实惊艳。曹操抚掌称妙,席间哄然。可惜的是,这样的光彩,并不只是表面上的聪明。众将循规射靶,他却凭一时巧计拿了锦袍,技固然有,但利心更重。别人练的是箭术,他玩的是变通;别人守的是规矩,他挑的是缝隙。
试想一下,这一幕在同袍眼中,是羡慕还是警惕?有人觉得他机敏,有人却难免心中不快。徐晃靠这一箭赢得了风头,也埋下了一个印象:为求一时胜出,可以破坏原先的约定。这样的行事方式,短期内可能讨巧,长期看却容易失信。
更微妙的是,这种“算计”并没有立刻带来恶果,反而给他换来了更多机会。曹操看中的是结果,是战功,是能不能为自己稳住河山。在这种环境里,徐晃越来越有空间去按自己的方式做事。
二、汉水之战:一句“汝何知兵”暴露心态
时间来到建安二十四年。此时的天下格局,已经从群雄并起转为三方鼎立的雏形。曹操北据中原,孙权占据江东,刘备则在夺取汉中后势力大涨,和曹魏在关中、汉中一线相持不下。
同一年,关羽北上围襄阳、樊城,水淹七军,声势极盛。曹操一度想迁都避其锋。为了缓和局势,一边要派兵救樊城,一边又得防备蜀汉、东吴在其他方向的动作。就在这种背景下,徐晃多次被派往前线,参与各处防御与反击。
演义中有一段情节,讲到徐晃与王平在汉水一带守御蜀军。王平原本是曹营偏将,熟悉山川地势,对兵法也不是全然不懂。他看到徐晃准备背水列阵,心中不安,忍不住进言,说此布置有失妥当,容易在对方强攻时失去回旋余地。
按理说,战场上多一条谨慎的意见,对主将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。即便不采纳,也可以商量几句,用更多情报来判断。但演义中塑造的徐晃,却直接把枪锋一挑,指着王平,冷笑一句:“汝一偏将,安知兵法?”
这一句不只是口气重,而是把上下尊卑摆得死死的。他不愿在下属面前显得犹豫,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布阵有改动的必要。当夜蜀军袭来,曹军果然因背水而动弹不得,溺毙者众。局面混乱之时,王平努力救援,终究无法挽回全局。战后,徐晃一身湿透回营,先是气头上追究责任,王平险些被问罪处斩。
值得一提的是,王平后来投奔刘备,在汉中防御战中屡立战功,连诸葛亮都对他颇为器重。对照前后,不得不说,这个人并不是只会空谈的庸才。
演义在这里安排了一处鲜明的对比。一边是主将不肯放下架子听劝,一边是偏将见势不妙,不得不另寻出路。徐晃为了保住自己的颜面,把责任往下推;为了不让自己的决策显得无能,把错扣在部下头上。这样做,短时间也许可以过关,但在有心人眼里,已经暴露了一个危险倾向——不承认错误时,往往先想好“甩锅”对象。
王平离开曹营,刘备得到消息后,据说笑言“汉中得人矣”。这既是对王平能力的认可,也是对曹营内部用人态度的一种隐含评价。自此之后,徐晃名义上并未大受影响,仍旧是曹魏名将之一,但他失去的不只是一个能打的偏将,还有曾经那一点点“直来直去”的味道。
从这一战往后,再看徐晃的行为,就很难只用“勇猛”两个字来概括。他身上多了一层厚厚的计算:战功要有,责任要少,名声要好,内部矛盾要避开自己。这样的人,在乱世里混得下去,却很难真心团结一群人。
三、樊城之围:恩怨之间的那句“国家事”
说到徐晃这一生,绕不开的一个节点就是樊城之战。时间仍在建安二十四年。这一年,关羽北伐曹魏,围襄阳、樊城,俘虏于禁,斩庞德,水淹七军,震动朝野。关羽在荆州积蓄多年的威望,在这一刻几乎到达巅峰。
曹操召集群臣商议,有人劝迁都避其锋,有人主张坚守待机。最终,他们决定派兵增援樊城,同时联络孙权,从背后夹击关羽。徐晃在此时被任命为主将之一,承担着打破关羽水军封锁的重任。
演义里,为了加强戏剧冲突,还特意回溯了一段旧事——华容道之恩。赤壁战役后,曹操败走华容道,关羽奉命追截,却念及当年曹操待己之情,暗中放路。那一队队骑兵中,就有徐晃的身影。换句话说,他能有后来这么多机会,也受了那次“放行”间接的恩惠。
到了樊城之围,两人再次在战场相对。关羽兵困麦城外,突围无路。演义安排他们远远相望,关羽挥刀厉声道:“公明,当年华容道一别,今日何至如此相逼?”这句话,不只是质问,更是提醒——世间有恩,也有义。
徐晃却回以:“此国家之事,不敢以私废公。”这句话听上去很正,放在任何一部史书里,都不会显得不合适。以国家利益为重,这是士大夫们最喜欢说的道理。然而,在具体的情境里,它又显得格外冷硬。
有意思的是,罗贯中在描写樊城外决战时,还特意拉出张辽作比。张辽当年在合肥面对孙权军时,曾故意撤去弓弩手,以免伤及曾经有恩之人,讲究的是“知恩不忘”。徐晃却在此战中催促三军频频放箭,希望尽快击溃关羽,以解樊城之围。
严格来说,从曹魏的立场看,徐晃此举并不违背职责。他奉命出战,目标就是削弱敌军主力,保住襄樊要地。但在演义的笔法里,他的人物形象已与开篇大不相同:早年的直率被小心翼翼的权衡取代;曾经的讲义,现在被冠冕堂皇的大义压住。
“国家事”四个字,既是挡箭牌,又是遮羞布。他可以借这四个字,把个人恩怨统统压下,显得自己站得更高。但读者在看到关羽横刀发问、青龙偃月刀沉入泥中的画面时,很难不产生一种复杂的感觉:一将功成,究竟压住了多少旧恩?又有多少所谓的“忠义典范”,在关键时刻选择把情分丢给战马踩烂?
可以说,樊城之战是徐晃“算计”的高峰——他清楚地知道,斩关羽对于曹魏意味着什么,更知道这将是自己向曹丕、曹魏新政权递上的一份“投名状”。结果,他确实凭此巩固了在军中的声望,却也在演义读者心中,彻底从“重义武将”的一列跌落。
四、新城城下:一箭收场的讽刺
时间推到太和元年,也就是公元227年。这时曹操已死六年,曹丕也在去年病逝,曹叡继位,司马懿的势力悄然抬头。天下三分的格局愈加明朗,魏国内部的权力天平,也在慢慢向司马氏倾斜。
徐晃此时已年近六十。按常理,他完全可以选择调离前线,做一位镇守一方的老将,安安稳稳守着封号和俸禄。但史书与演义都指出,他在这一阶段仍然多次被派往前线,对抗蜀汉、吴国及各地反叛势力。
太和元年,孟达在新城一带成为魏之心腹大患。此人本为刘璋部下,又投刘备,后因与刘备、诸葛亮不睦,东向投魏,屡受重用,最后却又与蜀汉暗通消息,被怀疑有反叛之意。对于刚即位不久的曹叡来说,这类人物极不安稳,必须尽快处理。
司马懿受命征讨孟达,行前有人建议多备后援,以防孟达与蜀军内外呼应。徐晃得知征伐在即,提出要做先锋,希望亲自出阵。他的理由很简单:自己尚能上马,也还拉得动三石强弓,不该躲在后方养老。
不得不说,这一点表现出他身上仍有的一丝硬气。老将自觉不能躲功劳,去抢在年轻人前头,既是出于习惯,也是出于担忧——若不再立新功,地位迟早被后起之秀取代。尤其在张郃、张辽等人仍然活跃的背景下,徐晃不愿被新晋将领盖过风头。
司马懿曾劝他:“将军年迈,可调后阵。”徐晃坚持不退。到新城城下,他亲自督军逼近城池,希望速战速决。城上弓弩林立,孟达的部众虽不算多,却不肯轻易投降,一时间箭矢如雨。
就在这一连串推拒之间,一只狼牙箭从城头飞出,正中徐晃额头。他当场从马背栽下,被急忙救回,伤势却难以挽回。据《三国志》记载,他不久便因伤重而死,终年五十九岁。对于当时动辄折损三四十岁的将领来说,能活到这个年龄已属不易,但死法如此突兀,却格外刺目。
演义中的描写则更富象征意味。那支射入额头的箭,仿佛将他前半生的算计一并击碎。铜雀台上,他以一箭断柳博得满堂喝彩;新城城下,又是一箭,让这一生的筹划戛然而止。若说天意未免玄乎,但这种前后呼应,总给人一种隐隐的讽刺味道。
更耐人寻味的是,他死后虽然被追赠封号,名列名将之中,却难说在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里占了上风。关羽败死后被尊为“武圣”,张辽、张郃在演义中的风评普遍不坏,唯独徐晃,虽然战功不输人,却总让人觉得心里有一层阴影。
五、虚伪与算计:从“周亚夫之风”到“箭入其额”
回看徐晃的一生,不得不承认,他绝非庸才。曹操当年称赞他有“周亚夫之风”,不是空口说白话。周亚夫以治军严、善守闻名,徐晃在许多战事中也体现出扎实的军事素养,从防御到攻坚,都拿得出手。
问题在于,演义作者选择把他的某些选择放在放大镜下。射柳夺袍是一处伏笔,讥的是利心太重;汉水拒谏是一处推演,揭的是难以虚心;樊城逼杀关羽是一处剪影,指的是恩义尽失;新城中箭则是终局,把这些片段串联起来,给出一个“算计一生,终为所算”的形象。
说虚伪,未必是指他说了多少假话,而是指其内外不一。在上位者面前,他极力表现忠勇、奉公,到了同僚、下属那里,却常常拿“算计”的尺子衡量。一旦战局有功,他站在最前;一旦局势不利,责任则尽量往外推。久而久之,他身边的人,不再只看到他的武艺,而会悄悄揣摩他的心思。
有人会问,乱世之中,谁又不是在算计?曹操用人,有时就希望属下精明一些,懂得自保与揣摩。在这种环境里,徐晃的行为似乎并不特殊。确实如此,但不同之处在于,他本可以走一条更直一点的路,却在几个关键节点上,选择了让人难以心服的做法。
比如华容道之恩,关羽对曹操和其部下有一段放行之情。张辽等人因此在后续战事中对关羽多有顾念,杀伐之间略留一线。而徐晃则彻底把这一段抹去,以“国家事”为由,毫不犹豫地逼杀到底。从纯粹战术角度看,他难有大错,但从人情角度看,他也失去了一部分让人敬佩的空间。
再比如对王平的态度,一个主将若能容得下部下的逆耳之言,即便战役失败,日后也仍有机会弥补;若动辄以权威压人,那队伍里迟早会缺了敢说真话的人。徐晃选择了后一条路,结果是王平去到蜀汉,成为挡在曹魏边境前的一面盾牌。
“算计”这两个字,不全是贬义。任何在乱世中生存的人,都不得不衡量得失。但当算计超过底线,成为凌驾于信义、同袍之情之上的最高原则时,这个人便容易被贴上“虚伪”的标签——外表威严忠勇,内心却时时横着一把算盘。
徐晃五十九岁死于箭下,这一结局比不少战死沙场的将领来得更突兀。不是血战到最后一刻的力竭,而是一支冷不防的飞箭,打断了他所有未完成的谋算。若只看《三国志》,这是一个有功有过但总体称职的魏将;若看《三国演义》,他却成了五子良将中最让人心里发凉的一位。
有时候,虚伪并不是轰轰烈烈地表现出来,而是在一次次选择中慢慢积累。徐晃的一生,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镜鉴:战场上可以精明,步步为营;但若事事先算自己,再谈忠义券商按月配资,就难免显得空洞。说到底,那两字——“算计”,既成就了他在曹营的地位,也一步步把他推向了新城城下那一支致命的利箭。
中航资本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